从深圳高新区到中国硅谷
——关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容建设的策划方案
方案概述
一、本方案基于以下理由提出：
1、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中，中国需要一个类似美国硅谷、能够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核心研发基地。
2、作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深圳有责任为国际国内创新型企业提供一个国际品质的核心研发基地。
3、湾区经济离不开园区的支持。科技创新是深圳的灵魂，是深圳的核心竞争力。总部基地和自贸区尽管高楼林立，但容纳的只是金融大鳄和业已成功的企业总部，其昂贵的租金令初创期企业、创新型企业望而却步。
4、深圳现有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由大大小小共14个园区组成，各园区占地面积从两、三平方公里到三、四十平方公里不等，零散分布于深圳全市，不成规模，而东莞仅松山湖一个园区面积即超过100平方公里。深圳的高新园区已经不能满足像华为这样的高端创新型企业的需求，势必导致优秀创新型企业资源的流失。
5、作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核心园区的南山科技园，面积仅11.5平方公里，且设施老旧，配套落后，已经不堪重负，无法承担作为核心园区的带动作用，同时也无法满足新型高科技企业的用地需求。而同级别的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其核心区面积达100平方公里；上海张江科技园，核心园区面积为42平方公里，分别是深圳的将近10倍和4倍。深圳高新区核心园区亟需扩容建设。
6、在深圳，原二线关外的土地基本上仍然处于一种粗放经营的状态。在深圳土地储备严重不足，土地供应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必须走“精耕细作”、精细管理、集约经营之路。
二、方案主体内容：
1、区位与面积
以南山科技园为母体，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核心园区向北扩展至石岩水库北岸，包括建成区内的两个街道（西丽、石岩）、三座水库（西丽水库、铁岗水库、石岩水库）和两座森林公园（羊台山、凤凰山），在由“广深高速—沙河—留仙大道—南坪快速—长岭陂水库—南山～龙华界线—石岩～龙华界线—石岩～光明界线—长流陂水库—七沥水库—屋山水库—广深高速”围成的一个完整片区，建立一个全新的生态型科技产业园，直接命名为“中国硅谷”（Silicon Valley，CHN）。
“硅谷”之名，誉满全球，在中文世界，打此名擦边球的园区不少，但真正敢直接以此冠名的园区还没有，为什么？因为担当不起，沐猴而冠，反倒出丑。“中国硅谷”之名，品牌价值连城，四海之内，唯有深圳实至名归。如果存在注册问题，该园区的法定名称可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硅谷园区”，广为传播的“中国硅谷”只是口头称谓。
“中国硅谷”将涵盖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有的深圳湾园区、大学城园区、留仙洞园区、石岩园区等，其中一些园区因为规划及设施落后，已经启动改造计划（如科技园北区改造计划）。南山策士认为，与其修修补补，不如升级换代，令其焕然一新。
中国硅谷所涉及的区级行政单位包括：南山区、宝安区、光明新区。
中国硅谷涉及的街道包括：南山区西丽街道的全部，粤海和桃源街道的部分，宝安区石岩街道的全部，新安、西乡、航城、福永、新桥街道的部分，以及光明新区玉塘街道的部分。
中国硅谷总面积粗略估计在200平方公里以上，约占深圳市土地总面积的10%，实际可利用面积在80平方公里以上，此举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面积扩大了一倍。
如本方案得以实施，从空间体量上来说，中国硅谷已经与美国硅谷的发源地大体相当。在美国，硅谷起先仅包含圣塔克拉拉山谷从旧金山湾区南部的帕罗奥多市（Palo Alto）到县府圣何塞市（San Jose）直线距离长约25公里的谷地。而本方案所规划的中国硅谷，从最北端的长流陂水库到最南端的大沙河入海口，直线距离大约也是25公里。
2、定位：
（1）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确保深圳在中国、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当中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成为东半球无可争议的创新之都。
（2）将中国硅谷建成景区中的研发区、高校区，全球后发展国家“科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楷模。
（3）战略层面（软环境、研发能力、产业影响力等）对标美国硅谷；技术层面（园区规划、生态环境等）对标东莞松山湖。
3、三期规划：
（1）近期规划（本案）：从深圳湾到石岩湖。即中国硅谷将包括但不限于现有的南山科技园（深圳湾园区）、留仙洞园区、大学城园区和石岩园区。
（配图）：
（2）中期规划：从深圳湾到光明新区。届时中国硅谷将延伸至光明新区，与现有的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连为一体。
（3）远期规划：从深圳湾到松山湖。从光明高新区到松山湖的直线距离仅12公里，随着轨道交通的联网，深莞惠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一旦时机成熟，中国硅谷将从深圳湾直达松山湖，形成一个与珠江口东岸线平行的科技走廊——彼时的中国硅谷，更将成为世界的硅谷。
三、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控制性因素：
1、环境。
本项目建设在深圳市重要的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控制区，该片区生态系统相对脆弱，环境承载力相对较低，因此基于环境保护、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规划策略至关重要。
自然环境之外，鼓励创新、包容、多元的人文环境，也是影响本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
2、政策。
本项目建设时期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营商环境已大相迥异，因此园区的建设和运营政策均应作出符合时代需求的调整。园区应设置严格的准入条件，确保园区在高段位运行。对入园企业除一般的税收政策优待之外，在园区租金、住房、生活便利性等方面均应有更加人性化的策略。
本方案提出建设中国硅谷，其目的并非吸引现有的“华为”，而是培育新的“华为”。
3、大学建设。
美国硅谷正是以附近一些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世界**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为依托发展起来的，尤其是斯坦福大学，对硅谷的诞生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深圳虽然号称“中国硅谷”，今天庞大的人才队伍却是以“人才收割机”的方式取得的。这种人才供应模式缺乏可持续性，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战必将愈演愈烈。深圳高新科技产业要获得持续繁荣，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高端人才培养体系——***的优秀大学，中国硅谷项目之成败与此攸关。
下面，南山策士试从技术和战略等不同角度，阐述建设中国硅谷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对深圳和中国的重大战略意义。
深圳的使命：以科技创新推动中国进步
深圳是一个衔着使命而生的城市。
1980年，****个经济特区在深圳创建。羽翼初生的深圳，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任。蛇口的开山**炮，打开了封闭的国门，惊醒了沉睡的国人，中国从此踏上了新征程。
1992年，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遇到了阻力，当姓资姓社再度相执不下，邓公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鼓励深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东方风来满眼春，深圳再一次站在历史的潮头，引领着中国前进的方向。
弹指一挥间，三十七年过去。昔日的边陲小镇，如今已成为与北京、上海、广州并称的中国一线城市，中国出口额**的城市，中国最具创新力的城市，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城市。国内一家大报在报道深圳时，曾经不无艳羡地写道：“正当经济下滑、环境恶化之际，深圳却始终保持着惊人的活力，它已经成为了中国各大城市当中创业环境**，发展模式最具可持续性的城市”。
一花独放不是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到都市化和城市群阶段。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作为最具实力的城市群，已经奠定了三足鼎立的格局，获得了国内其他城市群无可比拟的优势。今后中国经济的重头戏，基本上都将在这三个城市群之间上演。
图3是上述三大城市群当中前三大城市的经济数据对比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这一现象是历史和经济地理的双重原因共同导致的。历史上，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士族“衣冠南渡”开始，历经唐末和北宋末年的数次人口大迁移，到南宋时期，中国南方的经济就已经开始超过北方了。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当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时，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当中国的经济重心移到南方时，无论是清末的五口通商，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特区建设，都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碰撞——很明显，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海洋文明，其维度是递升的。所以，中国经济重心的这种移动，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逆转的。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三大主要城市群中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将对中国经济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相提并论的三大城市群当中，京津冀有一定的特殊性。北京是一个由权力维系的城市，天津的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唐山与其他八大城市根本不是一个量级，这个城市群内部的联系纽带主要不是市场，而是权力。南山策士在之前的文章中曾指出，确保北京的繁荣和稳定，首先并不是发展经济的需要，而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亦因此，北京的经济是收割机型的，它主要靠大型央企通过资源垄断的形式创造数据喜人的GDP。
而发展经济、壮大国力的重担，则主要靠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城市来承担，这里才是中国经济健康成长的方向。尤其是年富力强的深圳，更是责无旁贷。
第三，深圳的头顶没有“天花板”，只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在同一个城市群中，历经成长阶段的竞争之后，最终必定会诞生一个首位城市。数据显示，三大城市群当中，北京、上海在各自城市群的龙头地位已经确立，无可撼动；唯有珠三角城市群，谁是首位城市，尚在未卜之天。在过去的2016年，深圳与老大哥香港之间几近弥合的GDP差距，再次因为汇率的原因被拉开；与大哥广州之间仅存200亿的微小差距，看上去更像是小弟故意给大哥铺的一个缓冲垫。
实际上，在深港穗这种特大型城市之间，GDP区区几百个亿的差距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而在这场城市竞争马拉松的末段，首位城市与位居次席的城市之间，GDP的差距可以扩大到数以万亿计。现阶段深港穗之间如此微妙的平衡，只是历史的一个片断深圳如果要在这场竞争中取胜，从GDP这个角度，就必须与港穗拉开上万亿的距离，这个万亿GDP从哪里来？最主要最重要的来源就是通过科技创新，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在珠三角三大城市当中，论金融，深圳干不过香港，人家百年老店，国际国内通吃；论商贸流通，深圳干不过广州，人家千年商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当然，笔者之意并不是说深圳就不要干金融和商贸了，我们同样可以干，但是模式可以不一样。我们可以学习旧金山的“湾区+硅谷”模式，旧金山是美国硅谷所在地，但这并不妨碍它同时也是美国西部的金融中心。而在人民币未能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条件限制下，深圳作为金融中心在全球的地位，是注定无法超越香港的。唯独在科技创新这个全新的领域，深圳在中国甚至亚洲所有城市中，都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而恰恰是科技创新，最有可能帮助中国绕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据统计，自从1960年代以来，全世界一共有101个新兴工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其中只有13个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其余88个国家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高发。
中国现阶段正在努力跨越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的条件下，剩下的就只有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这条道路了——而深圳，正是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和民营经济大本营。
历史，赋予深圳一项庄严而伟大的使命，通过科技创新，不仅推动自身的城市发展，更要推动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体进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入发达国家行列。
科技创新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身在其中的人们往往是无法预见的。中国拥有太重的历史包袱，我们很难一下子甩开包袱轻装前进；但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国，是世界互联网**的单一市场，这是中国的独特优势。类似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是很难成长起来的——谁敢断言，像微信这样的科技创新成果，不会对中国的进步产生革命性影响呢？
科技创新，是深圳的安身立命之本。我们甚至无须顾及周边城市的竞争，只要埋头做好自己，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到**，为未来中国作出**贡献的城市，就一定会是深圳。
衔使命而生的深圳，再一次站在了时代的潮头，扛起了科技创新的大旗。
扩容升级：高新区的供给侧改革
科技创新不是空中楼阁，所有的科技创新项目最终都要落地，都需要产业化。
让科技创新人才“落地”，让科技创新项目“落地”，是中国硅谷项目存在的最基本价值。
也许有人会问，深圳已经规划了那么多的高新区，为什么还要给高新区扩容？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首先请看看我们在国内科技创新最主要的竞争城市——北京的园区是什么样的情况？
2012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北京市调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规模和布局，由原来的一区十园增加为一区十六园，示范区面积由原来的233平方公里，增加到488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园区中关村科技园，面积达100平方公里。
再看美国硅谷的发源地——斯坦福科技园，占地270平方公里，请注意：这是一所私立大学拿出来做科技园的土地面积。
回头看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区十四园，总面积185.6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园区南山科技园面积仅11.5平方公里。
作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最高的城市，深圳的高新区是不是太寒碜？
事实上，“小马拉大车”的深圳高新区早已不堪重负。不但规划落后，配套设施陈旧，而且面积狭小，已经不适应深圳科技创新产业蓬勃发展的需要，扩容势在必行。
以南山科技园为例，早几年科技园员工“就餐难”就是一个**的老大难问题，“吃饭像打仗，午休成浮云”，排队长龙的照片多次登上媒体头条。2014年还曾发生过企业员工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影响很坏。在深南大道以北的科技园片区，至今没有通地铁。甚至连有着世界影响力的腾讯总部，深圳地铁也绕着走，导致该公司员工上下班交通一度成为公共问题。加之早年规划不合理，对人车数量的增长预期过于保守，造成目前科技园片区的交通存在许多瓶颈，高峰期拥堵成为常态。
核心园区尚且如此，关外其他园区的条件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一个以中国科技创新之都自居的城市，这样的园区环境确实令人汗颜。
高新区规模狭小，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多，一是“塘小容不了大鱼”，逼人走路；二是“物以稀为贵”，供不应求的局面难免会导致地价、租金水涨船高，企业成本高企，也会逼人走路；三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格局狭小，捉襟见肘，做出来的产品（园区物业）无法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同样会逼人走路。
华为终端出走东莞松山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2016年初，东莞有关部门对外宣布，2015年的企业纳税排行榜，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拿下主营业务收入和纳税两个**。虽未公布具体数据，但估计营收已到千亿级别，纳税额在20亿元左右。于是有媒体惊呼，“别让华为跑了”！
是华为刻意要“跑”吗？肯定不是。华为终端落户松山湖之后，据说有很多已在深圳安家的工程师不愿去东莞上班，华为每天用50辆大巴在坂田与松山湖之间往返接送员工，这是不是成本？你以为华为就愿意？选择松山湖也有几分无奈，因为深圳满足不了华为终端产业对园区的个性化需求。
华为总部的现状是这样的（图4）：
华为希望它新的终端总部是这样子的（图5）：
深圳为它设计的科技城是这样子的（图6）：
大家可以看到，深圳的“科技城”之类，基本上是清一色的高楼大厦，为什么？因为它们都是房地产商开发的商业写字楼，商人逐利，只有高容积率的楼群才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当然，在CBD和总部基地，大家乐见起高楼，高端大气上档次，只要别碍着飞机，楼建得越高越好。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喜欢在高楼里扎堆，金融行业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喜欢高楼大厦，而走科技创新道路的研发型企业，往往更偏好低密度的科技产业园区。
在苹果的新总部是这个样子的年代（图7）：
在谷歌的新总部是这个样子的年代（图8）：
在华为松山湖基地是这个样子的年代（图9）：
——被中国人民寄予厚望的深圳，竟然还在以商业地产的思维做高新区！！！
这就回到了本节标题所提示的内容：高新区的供给侧改革。
所谓供给侧，是相对需求侧而言的。在华为这个案例中，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即华为这个客户针对产业园区是有需求的，但是它的需求不是1.0版的“大路货”普通工业园，甚至也不是2.0版的智能型园区，而是3.0版的低密度生态型智能园区。这种类型的园区，深圳目前还没有，这就是我们的供给侧出了问题。
这个时候，隔壁店家出来打招呼，说你华为要的货我这里有啊！华为跑过去一看，一眼就相中了那个“松山湖牌”的园区，双方拍板成交，每年几十个亿的税收就这样落入了邻居的腰包——怨谁呢？我看既不能怨华为，也不能怨东莞，要怨只能怨我们自己，人家3.0版都上市了，我们还在推销1.0版、2.0版，落后了！落后就得交学费，天经地义。
认识到问题就是进步的开始。现在，是时候启动对深圳高新区的供给侧改革了。
中国硅谷美如画：人在画中，工作在景区中
按照南山策士的构想，中国硅谷将建成景区中的研发区、高校区，规划方案谷应充分发挥区域内山水连绵的优势，将现有的羊台山森林公园和凤凰山森林公园，通过水域和路网有机地形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山青水秀，风光如画的5A级景区。大大小小的功能园区点缀其间，大自然中的山山水水是主体，各具特色的建筑是客体，共同形成一幅“科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美画卷，人在画中，工作在风景中。
如此美好的前景，当然会引起一些读者的疑问：
中国硅谷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能承受这种开发吗？
中国硅谷到底要建成什么样子？
且听下文细细分解：
一、中国硅谷相中了深圳最后的一块风水宝地。
在中国硅谷的规划范围内，拥有西丽、铁岗、石岩三座大型水库和羊台山、凤凰山两个森林公园，都是山水形胜，钟灵毓秀之地。不仅2004年由市民投票评选出来的“深圳八景”之一的“羊台叠翠”位于其中，而且历史上囊括香港的新安县“新安八景”，其中之一的“玉勒温泉”，即今天的石岩湖温泉度假村，也在本案之内。改革开放初期蜚声海内外的深圳“五湖四海”，其中就包括本案内的西丽湖和石岩湖。在深圳这样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市区咫尺之遥而能有如此风景秀丽的自然环境，有山有水有森林有历史古迹有现代人文景观，岂不是一块风水宝地？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硅谷紧靠南山中心区和宝安中心区，与前海自贸区、深圳湾总部基地几乎连成一片，是虚拟经济与创新型实体经济的完美结合。片区东邻深圳**的铁路枢纽深圳北站，西接中国五大机场之一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南连深圳湾大桥直通香港，广深、南光、龙大、机荷4条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区内正在建设深圳**的高等教育基地，周边是已经开发成熟的城市建成区，科研、教育、产业和生活配套完善。无论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还是周边配套，这里都称得上是一块创新创业的黄金宝地。
（配图14：四邻、交通及配套设施）
二、中国硅谷对环境的保护性开发策略。
在中国硅谷的规划范围内，广泛分布着大量旧村、旧厂房，只不过因为散布在山沟水库边，不在交通要道，不惹人注意。从环保的角度，这些地方反而是一些难于管理的死角。
实际上，中国硅谷的建设项目将以旧城改造、旧村改造和旧工业区、旧厂房改造为主，整体而言对于整个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不是破坏，反而是一种积极的保护。
中国硅谷规划区内，分布着4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铁岗水库—石岩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涉及面积108平方公里，其中一级保护区面积33平方公里，二级保护区面积38平方公里，准保护区面积37平方公里。
西丽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涉及面积28平方公里，其中一级保护区面积9平方公里，二级保护区面积为19平方公里。
长岭陂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涉及面积8平方公里，其中一、二级保护区各半。
长流陂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涉及面积8平方公里，其中一级保护区面积将近2平方公里，二级保护区面积6平方公里。
按深圳市有关规定，一级保护区内“禁建”，二级保护区内“禁新建和扩建”，准保护区内要求“达标排放”。结合其他数据可知，本方案整个规划范围内（约200平方公里），至少有68平方公里的城市更新片区和37平方公里达标排放区可以作为低密度建设用地，减去规划区内已有的大学城、留仙洞、石岩三个园区面积15平方公里，实际新增可建设面积应该在80平方公里以上，大于深圳市现存全部园区的高新技术产业总用地面积（76km²），可以保证中国硅谷项目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对于园区的污染物排放，实际情况会比大家想象的要好得多，原因是：
（一）科技创新企业基本上都是“零排放”企业。园区管理部门将严格掌控入园标准，凡对环境有污染的企业，无论是水体污染、空气污染还是土壤污染，无论其科技含量有多高，市场有多大，一律禁止入园。
（二）中国硅谷的开发，将以城市更新、旧城改造、旧厂房和旧工业区改造为主，改建项目必须解决旧设施的排污问题，保证保护区内水质标准只能提升，不允许下降。
（三）保护区内批准的新建项目，必须做到低密度，无污染。包括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和垃圾，均应采用生态技术就地即时处理，无法就地处理的应统一外运，集中处理，确保不对水源地产生任何污染。
如果有人质疑以上方案，对水源保护区的水质仍存在担忧，那么你不妨先了解一下该片区的现状，相信你会理解，相对于现状，本方案提出的环保策略无疑更有利于该片区的水源、生态和环境保护。
图15 铁岗水库边的别墅区
图16 西丽水库周边随处可见的村委厂房
图17 屋山水库边的菜地
如果还有人质疑，笔者不禁要问：
这片地可以建传统的工业厂房，可以私建小产权房，可以建别墅建豪宅，可以做余泥渣土收纳场甚至因此酿成事故，可以种菜甚至可以偷偷养猪……这哪一项不是在挖山啃水库？这哪一项不比高新区的污染大得多？为什么偏偏就不能建成无污染无公害的高新区呢？
很明显，环保只是借口，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土地财政的冲动，是政府对商业房地产开发的偏好。
尖岗山片区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该片区属于铁岗水库的集雨范围，理论上即在水源保护区范围之内。2008年宝安区在这个片区紧邻铁岗水库建起了一个“桃花源科技创新园”，占地面积17.4万平方米，容积率仅0.4，可以说是全深圳最接近松山湖风格的科技园。尽管桃花源科技创新园满足不了类似华为这样的大企业用地需求，但整个尖岗山片区的土地面积可以满足桃花源扩容十倍的用地需求。
然而紧挨着桃花源，2009年开建曦城别墅（地价5.3亿）、2012年开建中海九号公馆（地价20亿），两楼盘都以铁岗水库为卖点，目前二手房市场均价都在每平方10 万以上。更耸人听闻的是，2015年底，尖岗山又一块居住用地被开发商拍走，地价达到了惊人的57亿，楼面均价近8万，成为当年的深圳“地王”，坊间传言届时此地房价将摸高到30万/平方米。
很显然，地方政府对建设科技创新园区动力不足，因为新创企业只能描绘远期利益，而地方官员更看重的是眼前利益，真金白银，这个方面只有地产商能迅速满足他们的胃口——于是，地价上来了，房价也上来了，尖岗山的地再也不是科技园的菜，地产挤压实业——华为避走松山湖的故事，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类似这样的故事，同时也在深圳各区上演着，不同的版本，相同的结局：实体经济被一步步驱离，从市区被赶到关外，再从关外赶到东莞、惠州，甚至更远……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如本方案得以实施，则可以在深圳腹地划出相当于两个松山湖的面积，留作高新科技产业用地，不仅有利于深圳高新科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后世。
三、中国硅谷到底会建成什么样子？
南山策士构想中的“中国硅谷”——深圳的3.0版生态型智能园区，它不仅仅是深圳高新区核心园区的扩容，更是一种全面的升级换代：
它应该是生态的，不但能够保护环境，而且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执行的是一种更积极的环保策略。
它是高度智能化的，完全符合“智慧城市”的最新标准。
它还必须是非常人性化和个性化的，甚至它还可以为特定的企业进行量身定做。
从建筑的角度，它是低密度的；从运营的角度，它是高度集约的。
它不仅是一个高科技的产业园区，还是一个对外开放、风景如画的5A级景区，它不仅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将会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200平方公里的园区内，可以因地制宜，依形就势，建成不同功能、风格各异的片区。在环境承载力较强的西丽、石岩等地现有的连片建成区，可以规划适量的写字楼群，已建成的南山智园、TCL国际E城、宝安桃花源等园区，和在建的万科云城，都可以直接纳入未来的中国硅谷。而类似大磡、麻磡、九围、黄麻布这样的旧村，则应纳入改造范围。对于有显著地方特色的民居，可适当保留，整旧如旧，作为民俗景点。大学城片区、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大西丽校区、南科大等连片的校区，今后可以仿效欧美大学的风格，建成开放式校园，没有围墙的大学，与中国硅谷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中国硅谷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线。
深圳的灵魂：寻找中国硅谷的斯坦福和伯克利
创新，是深圳的灵魂。而大学，则是城市灵魂的安放处。
在美国，是先有斯坦福然后有硅谷。硅谷的知名企业多如繁星，但在硅谷的星空中，斯坦福和伯克利永远是最耀眼的两颗，谁也无法遮挡它们发出的科技与智慧之光。
而在深圳，高等教育一直是最短的那块板。
什么时候，深圳才能拥有自己的“斯坦福”和“伯克利”？
五年前的今天，南山策士在深圳新闻网发表自己的网络处女作《一个市民对深圳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思考》，建议深圳市积极与国家有关部委、内地**大学、香港的优秀大学以及超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合作，共同构建深圳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战略架构，以期达成“到2020年拥有高等院校20所左右，本专科以上在校生25—30万人”的战略目标，并力争至少有1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100强行列。
南山策士非常欣慰地看到，五年来，深圳市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就是走了一条这样的战略道路，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深圳市委、市政府2016年10月印发《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争取到2025年，深圳高校达到20所左右，全日制在校生约20万人，3—5所高校综合排名进入全国前50名。
南山策士根据网络资料所作的统计（见图18），截止2016年底，深圳已经拥有建成、在建和筹建中的高等院校24所，2025—2030年的目标办学规模已经达到26万多人。这个规模如果跟其他一线城市比较，仍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但是相对于深圳的现状来说，已是非常可喜的进步了。
具体来看中国硅谷，目前已知有11所大学在中国硅谷范围内建设、招生，占深圳高等院校总数的46%；在2025—2030年这个区间，11所大学的总招生规模将近15万人，占深圳高等教育总招生人数的55%。被誉为“中国常春藤”的“九校联盟”（C9）中，有五所大学在深圳建立了校区，而这五个校区齐刷刷地建在了中国硅谷范围内。
南山策士乐观地期待，假以时日，高等教育将不再是深圳的短板，而中国硅谷诸校更将成为中国高等院校科技创新的标杆。
中国自有现代大学以来，一百多年间，出现过的**的大学被公认为是“西南联大”。这所在炮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寄居西南一隅的拼凑式大学，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名师云集，校园虽陋，无大楼而有大师；二是天高皇帝远，加之战争年代，政权之手无暇伸进校园，大学得以享受较充分的学术自由。由此无心插柳，成就了中国大学历史上的一段辉煌。
时间和地理上最近的一个榜样来自香港科技大学。港科大之所以成功，一是政府财力支持下的高起点、国际化，二是严格遵循现代大学制度。自 1991年 10月创校以来，香港科技大学迅速成为国际知名学府，2011—2013年，港科大连续三年获《QS亚洲大学排名》列为亚洲****，2016年成为QS全球顶尖50所年轻大学中排名第二的**大学。
而创建于1983年的深圳大学，我在世界大学500强的榜单上一直没有找到它的名字。无论是生源质量、资金支持、就业支持、科研环境还是产业环境，深圳大学比港科大有过之而无不及，深大为什么干不过港科大？内在的原因引人深思。
五年前，南山策士呼吁超常规发展深圳的高等教育，今天，南山策士再次为深圳的高等教育鼓与呼，但这次呼唤的不再是大学的数量，而是大学的质量，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南山策士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在此仅凭常识提几条建议：
**是大学的去行政化。
这个观点可以说已是全民共识。俞敏洪先生曾经就此发表意见，原文照录如下：
“唯上不唯下的教育行政化体系如果不有所改变的话，大学应该有的特质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为大学需要独立的创新，需要独立的学术研究氛围，需要互相争论，甚至不留面子互相的探讨。所有这一切，当你面对一个可以罢免你的官员，和可以罢免你的校长，你是绝对不可能做出来的，你只会想到，上面的人想听什么，我说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目前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很难解决。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怎么样解决不是我能够想到的，是有理想的教育官员和有理想的**领导应该想到的事情。因为这个事不仅仅关乎到了中国教育的现实，也关乎到了中国教育的未来”。
中国大学行政化趋势越来越严重，权力对大学的影响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行政化不是大学本身的问题，而是高等教育体制的问题，而且改革的难度非常大。
我希望，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和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能够继续保持改革的动力和勇气，能够率先打破利益的藩篱，少搞些形式主义，缩回伸得太长的权力之手，逐步恢复校长负责制、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给大学以成长的空间。
第二，彻底改革中国大学现行的课题评审制度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
大学的行政化把教授变成奴才，科研经费分配制度则把教授变成“驴才”。在量化考核制度的推动下，科研经费成了挂在“驴才”面前的一把胡萝卜，逼迫教师匆忙发表低水平或不成熟的科学论文。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真正想潜心进行教学和科研的教师要么必须忍受贫穷落魄的生活，要么就只能削尖脑袋去找钱。因为大学教师的个人收入和申请到的科研经费直接挂钩，这也是科研腐败和学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
我希望，深圳能够率先启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恢复教授的尊严，恢复学术的尊严，恢复大学应有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风范。
第三，应鼓励民间力量办学。
新中国以来，公有制大行其道，民营资本和民间力量受到压制，连办学亦不例外。即使开放如深圳这样的沿海发达城市，对民间资本办学亦持消极态度。以图18所搜集到的数据为例，24所大学中，仅有一所深圳城市大学具有民办特色，其余各院校均由官方投资建设。也就是说，在深圳这个特区城市，高等教育领域的民营资本也只能占到总办学规模的5%左右，“一个指头”的分量也没占到，连“有益的补充”也谈不上，不过是个点缀罢了。
实际上，民间力量完全可以在教育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人们常将中国的广东比作美国的加州，二者在所在国家的经济地位确实有其可比性。但若论高等教育实力在本国的地位，****省广东，则远远逊色于美国**州加州。
如前所述，“中国常春藤”的“九校联盟”当中，2所在北京，5所在华东（其中2所在上海），1所在东北，1所在西北，而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深圳均为0。全国32所“副部级大学”，整个华南地区只有中山大学一花独放，更显势单力薄。在世界排名前100的优秀大学中，广东所有大学均榜上无名。
再看美国加州，不但拥有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公立大学UC系统——一个包括伯克利在内的由10所公立大学组成的大学系统，被誉为公立高等教育的典范；而且还拥有斯坦福、加州理工、南加州大学等世界**的顶尖私立大学。在世界排名前100的优秀大学中，加州拥有其中的10所。
有比较才有真相，原来不仅深圳的高等教育落后，就整个广东省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是相当保守的，与其经济地位极
不相称。
知耻而后勇，差距就是进步的空间。尤其是对于深圳来说，允许民间力量参与高等教育的发展，未尝不是一项实现弯道超车的优选策略。
民办教育不是洪水猛兽，深圳要有“四个自信”，要相信民间的力量，要敢于放手让民间资本去发展教育。
综上所述，内部通过大学的去行政化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的改革，外部则通过允许民间办学鼓励竞争，双管齐下，力争对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有所触动。诚然，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如果不锐意改革，任凭旧制度肆虐，则深圳建再多的大学也没有用——有了制度保证，深大、南科大、哈工大（深圳）……谁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斯坦福；制度不改，花再多的钱也堆不出来一个斯坦福——被深圳人寄予厚望的南科大，若干年后只会是再版的深大。
南山策士之所在这篇以中国硅谷为主题的文章中，大肆宣讲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因为优秀的大学对于中国硅谷的重大意义，没有优秀的大学相互促进，中国硅谷就没有源头活水，没有后劲，很容易沦为一个普通的工业园区，很难成为一片创新创业的沃土。
第二是希望从深圳，从中国硅谷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之门推开一条缝，放进一束光。当年我们有勇气为中国经济推开改革开放之门，难道今天我们就没有勇气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推开另一扇门吗？
侠之大者，为国纾难。深圳需要有这么一股侠气。
双峰并峙：中美硅谷，驱动全球
本文受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之触动，酝酿动笔，至两会结束之日结笔，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写作，历时一月有余。期间适逢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在深圳已经预热多年的湾区概念，瞬间爆红互联网。
2016年，经济总量已达1.4万亿美元的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香港、澳门两个自由港，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前海、南沙、横琴三个自贸片区，广州白云、深圳宝安、珠海金湾及香港、澳门等五个国际机场的旅客年吞吐量达1.8亿人次，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过6500万标箱。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即直接与世界**的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对标，起点之高，令人惊羡。
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城市之间，大体上已经有一个分工协作，其中香港为湾区的金融担当，广州为湾区的商贸流通担当，深圳为湾区的科技创新担当，东莞、佛山等城市则主要担当制造业。当然，城市的功能是多元的，相互之间多有交互和渗透，但有分工才有协作，一个城市群中的各城市才能有更紧密的联系。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宏大愿景中，科技创新的核心优势已经令深圳站到了舞台的中心，中国硅谷横空出世，正可谓生逢其时。
从2008年开始，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观的经济数据令国人欢欣鼓舞，自信满满。但就在今年的3月8日，在美国政府启动对中国知名企业中兴通讯的制裁之后，中兴表示认罚，缴出因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而遭致的史上最高额罚金8.92亿美元。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中兴拒不认罚，甚至可能面临倒闭的危险。
这时我们才猛然发现，深圳虽然号称中国创新之都，但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人的风险。在诸如芯片产业等领域，我们还有很多基础的研究工作要做，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棘手的难题等待我们去解决。总之，深圳还远远没到当甩手掌柜的时候。
近代史一百多年来，中国作为一个科技落后国家，从魏源的师夷长技开始，直到中兴近期的受罚，我们一直跟在世界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学习，模仿。
正如当年的师夷是为了制夷，今天我们的研究是为了超越，为了反哺，为了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这个趋势，我们从今天的华为、华大、大疆等深圳企业的身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市场和经济规模，这一独特的优势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所引爆的力量往往是我们所无法预料的。
以移动通信技术为例，在1G时代，中国是西方的围观群众；3G时代还是步伐踉跄的后进生；到了5G时代，华为已经成为了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届时苹果每卖一部手机就得给华为交若干美元的专利费，这已经不再是幻想。
科技的发展道路向来是充满奇迹的。再以刚让中兴吃了苦头的芯片技术为例，现在确实是中国科技的命门和软肋。但是随着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以DNA计算机(生物芯片技术)为龙头的生物计算机可能彻底实现现有计算机(硅芯片)所无法真正实现的模糊推理功能和神经网络运算功能, 成为模拟人工智能的突破口, 为计算机领域带来新的突破。如果深圳能抓住这样的时代机遇，那么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将实现历史性腾飞。
现在深圳同时将生物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互联网产业、新材料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且深圳同时拥有华大基因和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样的优秀科研机构，这就为深圳抢占下一个“风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为政府管理部门，无法预料下一次技术革命将会发生在哪个领域，也无法预料它会发展在哪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只需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包括良好的产业环境、法治环境和生态环境，机会自然就会垂青有准备的城市。
当然，从物理上在中国重新构建一个硅谷并非难事。深圳财力雄厚，拥有可与加州媲美的气候条件，扎实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丰富的人才资源，成熟的风险投资系统，位于世界**的湾区，与香港、广州、东莞等城市共同组成了中国**组合的城市群，正处于人口红利期，而且还是中国**的移民城市，城市文化以包容著称……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作构筑中国硅谷的良好条件。
但是，硅谷并不是轻易能够被克隆的。日本筑波、台湾新竹、印度的班加罗尔，都曾以硅谷为榜样建设科技园区，但无一能复制硅谷的成功。由此可见，硅谷易学的是皮毛和形式，难学的是内在精髓：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包容精神。
在硅谷发展的三个阶段，1.0时代以半导体工业为主，是名副其实的硅谷；2.0时代以软件和互联网为主；在3.0时代即后信息时代，“硅谷”一词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称谓，硅谷已经没有支柱产业，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诸多领域全面开花，它的核心竞争力只剩下一项，那就是创新。可以说在今天的硅谷，创新才是它最重要最核心的元素。
很明显，深圳想要的是一个3.0版本的中国硅谷，一个创新型人才聚集的洼地。
为此，南山策士谨慎地提出几点建议：
（一）政府负责制定规则，鼓励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自由竞争。政府负责建好硬件设施，提供廉租房和人才公寓，提供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但是不要提供“创业补贴”之类，不要插手企业经营，不要干预企业之间的竞争。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园区建设完成之后，政府应收回“看得见的手”，退回到“守夜人”的岗位上。
（二）园区内“招商引资”要以引入外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为重点，要禁止低端的、资源垄断型的企业入园。
（三）出台法规限制园区内的房地产开发。
（四）鼓励园区内高校与企业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相互“孵化”。
（五）开放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办理“中国绿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搜罗人才，大力促进园区的国际化。
《硅谷之光》中有这么一段话，拿来改改，可以作为中国硅谷的建设指南：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硅谷只是由中国为全世界那些想创业、想从高新科技产业中淘金的人提供的一个平台，从领土主权上看它属于中国，而从经济和文化上看，它属于全世界”。
这得有多么自信、多么开阔的胸襟。
现阶段，中美关系较为紧张，南山策士认为这只是阶段性现象。长远来看，中美关系不可能变得太坏，在斗争中合作将会是中美关系的常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Chimerica或G2将会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
史时期内，中国都将比美国更需要有一个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
欧洲和美国都曾为人类科技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中国很有可能会从美国手中接过科技创新之棒。下一次科技革命的中心，极有可能在中国。而深圳作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有责任为国际国内创新型企业提供一个国际品质的核心研发基地——这是中国硅谷的历史使命。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硅谷与美国硅谷将作为世界科技的两座高峰，分别耸立在太平洋的东西两岸，隔洋对峙，共同驱动全球科技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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